二、齐学的正统
战国的晚期，齐国成为学术思想的一个重镇。《史记》说：宣王（齐宣王的年代颇有疑问。依《史记·六国表》，当西历纪元前三四二—三二四。依《资治通鉴》，当前三三二—三一四）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四六）《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里也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惧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七四）
齐有三驺子。其前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驺衍，后孟子。……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同上）《史记》记齐国的事，最杂乱无条理，大概是因为史料散失的缘故。《孟子荀卿列传》更杂乱不易读。但“稷下”的先生们，似乎确有这么一回事；虽然不一定有“数百千人”的数目，大概当时曾有一番盛况，故留下“稷下先生”的传说。（彭更问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此可见稷下“数百千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可以说，前四世纪的晚年，齐国因君主的提倡，招集了许多思想家，“不治而议论”，造成了稷下讲学的风气。（稷下有种种解说：或说稷是城门，或说是山名。）稷下的先生们不全是齐人，但这种遗风便造成了“齐学”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一二九）班固引刘向、朱赣诸人之说，也道：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至今其土（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汉书》二十八）这个民族有迂缓阔达而好议论的风气，有足智的长处，又有夸大虚诈的短处。足智而好议论，故其人勇于思想，勇于想像，能发新奇的议论。迂远而夸大，故他们的想像力往往不受理智的制裁，遂容易造成许多怪异而不近情实的议论。《庄子》里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孟子驳咸丘蒙道：“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可见齐人的夸诞是当时人公认的。这便是“齐学”的民族的背景。
齐民族自古以来有“八神将”的崇拜，《史记·封禅书》说的很详细。八神将是：
一、天主。
二、地主。
三、兵主。
四、阴主。
五、阳主。
六、月主。
七、日主。
八、四时主。
这个宗教本是初民拜物拜自然的迷信，稍稍加上一点组织，便成了天地日月阴阳四时兵的系统了。试看天主祠在“天齐”，天齐是临菑的一个泉水，有五泉并出，民间以为这是天的脐眼，故尊为“天脐”。这里还可见初民的迷信状态。拜天的脐眼，和拜“阴主”、“阳主”，同属于初民崇拜生殖器的迷信。由男女而推想到天地日月，以天配地，以日配月，都成了男女夫妇的关系。再进一步，便是从男女的关系上推想出“阴”、“阳”两种势力来。阴阳的信仰起于齐民族，后来经过齐鲁儒生和燕齐方士的改变和宣传，便成了中国中古思想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也是“齐学”的民族的背景。
梁启超先生曾说：《仪礼》全书中无阴阳二字。其他三经（《诗》《书》《易》之卦辞爻辞）所有……“阴”字……皆用云覆日之义，……或覆蔽之引申义。……其“阳”字皆……以阳为日，……或用向日和暖之引申义。（《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饮冰室文集》卷六十七。）他又指出，《老子》中只有“负阴而抱阳”一句；《彖传》、《象传》里也只有一个阴字、一个阳字。他又说：至《系辞》、《说卦》、《文言》诸传，则言之较多。诸传……中多有“子曰”字样，论体例应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同上）他的结论是：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驺衍，曰董仲舒，曰刘向。（同上）梁先生的结论是大致不错的。阴阳的崇拜是齐民族的古宗教的一部分。五行之说大概是古代民间常识里的一个观念。古印度人有地、水、火、风，名为“四大”。古希腊人也认水、火、土、气，为四种原质。五行是水火金木土，大概是中国民族所认为五种原质的。《墨子·经下》有“五行毋常胜，说在宜”一条。而《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子思、孟轲道：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乃）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今所传子思、孟轲的文字中，没有谈五行的话。但当时人既说是“案往旧造说”，可见五行之说是民间旧说，初为智识阶级所轻视，后虽偶有驺鲁儒生提出五行之说，终为荀卿所讥弹。但这个观念到了“齐学”大师的手里，和阴阳的观念结合成一个大系统，用来解释宇宙，范围历史，整理常识，笼罩人生，从此便成了中古思想的绝大柱石了。
齐学的最伟大的建立者，自然要算驺衍。他的生平事实，古书记载甚少。《史记》所记，多不甚可信。如说“驺衍后孟子”，又说他是齐宣王时人，又说：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适赵，平原君侧行襒（拂）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史记》七四）他若是齐宣王、梁惠王同时的人，便不在孟子之后了。况且梁惠王死于前三三五年（此依《史记》，《通鉴》改为前三一九年），齐宣王死于前三二四年（此依《史记》，《通鉴》作三一四），燕昭王在位年代为前三一一年至二七九年，而平原君第一次作相在前二九八年，死在二五一年（均依《史记》）。《史记·平原君传》说驺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救赵（前二五七）之后，那时梁惠王已死七十八年了，齐宣王也已死六十七年了。（《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说驺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史记·封禅书》又说：自齐威、宣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这便是把他更提到宣王以前的威王时代了。威王死于前三三三年，与梁惠王同时。驺衍若与梁惠王同时，决不能在前三世纪中叶见平原君。
《史记》所以有这样大矛盾者，一是因为《史记》往往采用战国策士信口开河的议论作史料；二是因为《史记》有后人妄加的部分；三是因为齐国有三个驺子，而驺衍的名声最大，故往往顶替了其余二驺子的事实。驺忌相齐威王，驺衍在其后，大概当齐宣王湣王的时代。湣王（依《史记》，当前三二三—二八四。依《通鉴》，当前三一三—二八四）与燕昭王同时，驺衍此时去齐往燕（《战国策》二九记燕昭王师事郭隗，而“驺衍自齐往”），也是可能的事。平原君此时已作赵相（前二九八），故他见平原君也是可能的事，但决不能在信陵君救赵（前二五七）之后。他和孟子先后同时，而年岁稍晚。他的年代约当前三五○—二八○年。（此是我修正《古代哲学史》页三四的旧说。）
《史记》说：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这是他著书的动机。他要使有国的人知所警戒，先“大雅整之于身”，然后可以恩及百姓。所以《史记》下文又说：“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他要达到这个目的，故利用当时民间的种种知识，种种信仰，用他的想像力，组成一个伟大的系统：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这是他的方法，其实只是一种“类推”法，从小物推到无垠，从今世推到古代：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大似是张大之意）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这都是“类推”的方法。从“并世”推到天地未生时，是类推的历史；从中国推到海外，是类推的地理。
驺衍的地理颇有惊人的见解。他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此字衍）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参看桓宽《盐铁论·论邹篇》，及王充《论衡·谈天篇》。）这种伟大的想像，只有齐东海上的人能做。我们看这种议论，不能不惊叹齐学的伟大。
他的历史学其实是一种很“怪迂”的历史哲学。如上文所引，他先张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祥即是吉凶，祸福）度制”。这里虽不曾明说盛衰和祥度制有联带关系，但我们可以揣想驺衍本意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史记》下文又说他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上均见《史记》七四）这便是他的“五德终始论”，又叫做“大圣终始之运”（见《盐铁论》五三）。他的十余万言，现在都不传了。但刘歆《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引见《文选·魏都赋》注）《吕氏春秋·应同篇》也有这种学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蝼蛄）。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个“土—木—金—火—水”的系统便是驺衍的五德终始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便采用这种思想。《史记》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史记》六）《史记》又说：自齐威、宣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二八）其实齐学的五德终始论在秦未称帝之前，早已传到西方，早已被吕不韦的宾客收在《吕氏春秋》里了。（《吕氏春秋》成于前二三九年。）到秦始皇称帝（前二二一）以后，也许又有齐人重提此议，得始皇的采用，于是驺衍的怪迂之论遂成为中国国教的一部分了。
五德终始之运，只是把五行相胜（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观念适用到历史里去，造成一种历史变迁的公式，故是一种历史哲学。又因为五德的终始都先见于祥符应，故这种历史哲学其实又是一种宗教迷信。五德终始与阴阳消息两个观念又可以适用到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可以支配人生的一切行为，可以解释政治的得失和国家的盛衰，故这种思想竟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万宝全书。但我们推想，驺衍立说之初，大概如《史记》所记，注意之点在于政治；他的用意在于教人随着世变做改制的事业。故汉朝严安引驺衍曰：“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汉书》六四下）这可见此种历史哲学在政治上的用意在于改革度制。在于从种种方面证明“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所说的“祥度制”，现在虽不传了，但我们可以揣想《吕氏春秋》所收的五德终始论代表驺衍的学说，而《吕氏春秋》所采取的“十二月令”也就代表驺衍的“祥度制”的纲领。五德终始论是用五行转移的次第来解释古往今来的历史大变迁。“月令”是用五行的原则来安排一年之中的“四时之大顺”，来规定“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用司马谈语）。这种分月的教令便是“祥度制”了。
现存的“月令”出于《吕氏春秋》，其中似以十月为岁首（季秋月令，“为来岁受朔日”），又有秦官名，大概其中已有吕不韦的宾客改作的部分了。但其中全用五行来分配四时、十二月、五帝、五虫、五音、五味、五臭、五祀、五脏；每月各有祥度制，错行了这种教令，便有种种灾害。如孟春月令说：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高注：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当宽仁，而行夏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气不和，国人惶恐也。）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高注：木仁，金杀，而行其令，气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与水相干，故风雨数至，荒秽滋生。）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高注：春阳，冬阴也，而行其令，阴乘阳，故水潦为败，雪霜大挚，伤害五谷。郑注：旧说，首种谓稷。）这正是一年之中的“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故我们用“月令”来代表驺衍的祥度制，大概是不错的。《吕氏春秋》采驺衍的五德终始论，不提他的姓名；采“月令”全部，也不提及来源：这大概是因为吕氏的宾客曾做过一番删繁摘要的工作，从驺子的十余万言里撷取出一点精华来，也许还稍稍改造过，故不须提出原来的作者了。而驺衍的十余万言的著作，当日曾经震惊一世，使“王公大人初见其术，瞿然顾化”，自从被《吕氏春秋》撷取精要之后，那“闳大不经”的原书也渐渐成了可有可无之物，终于失传了。更到后来，这分月的祥度制竟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公共产业，《淮南王书》收作“时则训”，《礼记》收入“明堂阴阳记”一类，即名为“月令”，而伪造的《逸周书》又收作“时训解”，于是蔡邕、王肃诸人竟认此书是周公所作了。（看孔颖达《礼记疏》卷十四“月令”题下疏，其中列举四证，证明此书不合周制。）从此以后，“月令”便成了中国正统思想的一部分，很少人承认他是秦时作品，更无人敢说他出于“齐学”了。
齐学的成立，必不单靠驺衍一人。《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驺子》四十九篇（原注，名衍，齐人。）
《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曰，亦驺衍所说。）
《驺奭子》十二篇（原注，齐人，号雕龙奭。）
《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原注，传驺奭《终始书》。）依《汉书》原注看来，驺奭的书也叫做《终始》，正是驺衍的嫡派。《史记》曾说：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是驺奭在驺衍之后，继续发挥五德终始之说，而公梼生又在驺奭之后，又传驺奭的《终始书》。这都是齐学的开山三祖。《艺文志》又有：《公孙发》二十二篇（原注，六国时。）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国时。）
《黄帝泰素》二十篇（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
《闾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原注，郑人。）
《将巨子》五篇（原注，六国时，见南公，南公称之。）
《周伯》十一篇（原注，齐人，六国时。）这些人大概是齐学的传人，其人其书皆未必全出于六国时代，其中也许有秦汉人假托的。如《宋司星子韦》三篇，假托于春秋时宋景公的司星子韦，列在《艺文志》阴阳家的第一名；但《论衡·变虚篇》引有“子韦书录序奏”，大概即是刘向所假造奏上的。如果《艺文志》所录诸书真是六国时作品，那么，在驺衍、驺奭之后，这个学派已传播很远，怪不得吕不韦的宾客著书之时已大受齐学的影响了。
以上所列，限于“九流”之中的“阴阳家”，即是司马谈所论“六家”中的“阴阳家”。司马谈说：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大祥是说此一派注重祥之应。《汉书》六十二引此文，误作大详），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百三十）《艺文志》也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此语是刘歆瞎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里所说的阴阳家，是齐学的正统，还是以政治为主体，用阴阳消息与五德转移为根据，教人依着“四时之大顺”设施政教。他们主张“治各有宜”，本是一种变法哲学；不幸他们入了迷，发了狂，把四时十二月的政制教令都规定作刻板文章，又造出种种禁忌，便成了“使人拘而多所畏”、“舍人事而任鬼神”的中古宗教了。
齐学本从民间宗教出来，想在祥祸福的迷信之上建立一种因时改制的政治思想。结果是灾祥迷信的黑雾终于埋灭了政制变法的本意，只剩下一大堆禁忌，流毒于无穷。这是齐学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