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主义偏重仪式、行政管理向和平主义转变
12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出仕资格远比财产重要，因为出仕资格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这种资格就要通过教育，特别是考试的途径。在中国，文学教育很受推崇，甚至成了社会评价的标准。即使是人文主义鼎盛时期的欧洲或近期的德国，也不能与中国相比。
战国时期的中国，那些周游列国的候补官员，一般都是只受过初级文学教育的人，也就是说仅仅识字而已，然而这些人却被认为是一切“智慧和才华”的代表，被认为是促使中国的行政管理更理性化的阶层。这些人与印度的婆罗门一样，决定着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当然，按照正统的国家观念，那些没有接受过文学教育的地方官员，比如飞地的官员，国家理论上认为他们有悖国家标准，因此他们所统治的地区也相应地成为异端，或被看成野蛮地带。在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况，那些不被婆罗门承认的部落或地带，即使在印度教统治的疆域内，仍然是不被看重的。同样，希腊也存在这种现象，希腊人认为没有形成城镇规模的、散落在外的地区都是野蛮地区。
这些政治组织及其承担者促使特定的官僚制结构不断发展，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个文化传统的特有格调。
2000年以来，士始终是中国的统治阶层。即使这种统治地位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中断，并且经常会受到各种挑战，但它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不断扩张。据史书记载，第一次改变对士的称呼的是明孝宗。1496年（明孝宗弘治九年），明孝宗第一次称士人为“我的先生们”(2)。虽然仅仅用了这样一种称呼，然而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居于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既不具备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教士的性格，也与犹太教的拉比(3)、印度教的婆罗门、古埃及的祭司、埃及和印度的文书(4)的性情都不相同。因为中国的这些统治阶层所受的那些礼仪训练虽然高贵，却都是凡夫俗子所受的教育。在封建社会，“士”的官称是“博士”。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活的书库”，对各种礼仪无所不通，然而他们的出身却与印度的情况有别，既不是祭司的贵族出身，也不是某个巫术组织或教派的产物。在印度，比如《梨俱吠陀》(5)中的黎希族是贵族家族、《阿闼婆吠陀》(6)中的婆罗门是封建家庭的后裔。在中国，这些士人主要是文化教养很深的封建家庭的后代，但都是非长子身份。这些家庭对文学知识非常精通，因此，文字学和研究经籍也就成了这些人建立社会地位的基础。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文字体系是相当复杂和难以学习的，而中国的老百姓却能应用自如，因此也能分享文学阶层的一些尊严和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