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所有浸礼宗团体都希望成为纯洁的教派，即其教徒的行为无可非议。真心实意的对尘世及其利益的抛弃，无条件地服从通过良知传言上帝，是获得真正重生的唯一标志，因此，获得救赎必须具备一种相应的行为。上帝的恩宠是无法挣来的，一个人只有遵从其良心的指引，才有理由认为自己获得了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善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一直坚持的巴克莱的这个结论性推理，事实上又是加尔文教义的等价物，并且肯定在流行于英国和尼德兰的浸礼宗诸派中的加尔文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乔治-福克斯的早期传教活动，全部都是用来劝说人们诚心诚意地实践这种思想。
然而，由于抛弃了预定论，期待圣灵降临的思想就成了具有独特的理性特点的浸礼宗道德观念赖以存在的心理上首先的基础，甚至在今天，这种思想依然是贵格会集会的一大特点，对此巴克莱已经做了透彻的分析。这种默待的目的，是要克服一切冲动和不合理的东西，克服自然人的激情和主观意愿。为了听到上帝的话语，他必须保持静默，以创造出灵魂的宁静和谐。自然，这种等待可能导致歇斯底里和预言家的出现，并且只要来世希望尚存，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蕴藏千年的宗教狂热的迸发，这种情形在一切类似的宗教中都可能出现，在那个最后在明斯特土崩瓦解的宗教运动中，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
然而，仅就浸礼宗对平凡的日常世界的影响而言，只有身体静止时上帝才会开口传言的思想，显然促使人们从个人良知的角度审慎权衡所有采取的行动。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自路德教以来，通往来世的修道院形式禁欲主义的道路已经被封闭，因为它不符合《圣经》，并且还带有通过善行得救的意味，在这一点上，浸礼宗继承了路德的思想。
但是，除了早期那些半共产主义性质的派别之外，一个叫做“登卡尔派的浸礼教派，时至今日，仍然谴责教育以及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任何形式的私有财产。就连巴克莱也不是从加尔文派或是路德派的立场出发，来看待自己的职业责任，而是从托马斯的立场出发，把它看作是“自然手段”，即信仰者生存在这个尘世中所必需的条件。
这种态度意味类似于斯彭内尔和德国虔信派天职观念的加尔文教天职观念的正在被逐渐削弱。反之，在浸礼宗诸派中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人们对经济职业的兴趣大大增强。最初的因素是由于拒绝担任政府公职，因为抛弃一切世俗的东西是宗教义务。原则上放弃这种做法之后，至少对于门诺派和贵格会来说，这个因素实际上依然是有效的，因为根本拒绝宣誓和佩带武器，是完全没有资格担任公职的。与所有浸礼宗诸派中与这种思想并存的还有一种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对任何贵族生活方式的极其有力的对抗。一方面，与加尔文派一样，这是禁止一切对身体的崇拜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非政治甚至是反政治的原则思想的结果。因此，浸礼宗行为的严密而又谨慎的合理性，全部被揉进非政治的职业中去了。
与此同时，在浸礼宗的救赎教义中，良知的作用，即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被赋予极大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他们的世俗职业行为具有了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具有最重要意义的特点。我们必须将有关于此的问题放到适当的时候再考虑，因为到那时，便可以在不触及新教禁欲主义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伦理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但是，为了事先为此多做些准备，我们已经提请人们注意资本主义伦理那个最重要的思想原则，即一般所说的“诚实就是上策”促使浸礼宗各派世俗禁欲主义盛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但其全部意义只能在另外一个前提下得到考虑。然而，我们不妨就这个问题略说几句，以此来证明我们选择这样一种叙述条理是正确的。我们有意识地没有将早年的新教教会的客观的社会机构及其伦理道德影响，尤其没有把极其重要的教会戒律作为一个出发点，而宁愿选择主观接受的禁欲主义信仰对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作为出发点。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过去所受到的注意远远不如前一方面，而且是因为教会戒律所起的作用彼此绝不相同。反之，由于教会对个人生活的监督，如同在加尔文政教中实行的那样，几乎就等同于宗教法庭，这种监督会甚至可能阻碍个人能量的解放，支配这些力量的正是对获救的禁欲主义追求。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过。
工业可以通过国家的商业规章制度得到发展，但是，不能单纯地只依靠它来发展。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在这些规章制度所表现出来的专制特征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地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当教会组织变得过于专制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因为它，某种外在的统一性得到了特别的巩固，但是，它又会在某种情况下削弱理性行为的主观动机。关于这一点，任何一种讨论。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讲述过清教对于社会中商业道德观的宗教基础，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寻求它的结果。之前谈论到的不同的禁欲主义表现出不同的细节和重点，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着重要的相同之处。
另外一方面，虽然在不同的教义中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恩宠方式，但是，它决绝不会依靠像魔术一样的圣事来获得，也不会依靠忏悔来得到，更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善行来获取这一个共同点。只有证明人的生活方式具有这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之后，才可能获得这种恩宠，从而产生个人的推动力，激励自己有条不紊地监督自己的行为，同时将禁欲主义运用其中。但是，跟我们看见的一样，禁欲主义代表着人的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达成共识，而且禁欲主义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相信它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必离开尘世，在修道院中度过，而是在尘世中的各种机构里度过（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在现世之中将行为理性化的表现，就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
最初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已经在修道院里通过教会实施了统治，它早已宣布世界被之弃绝（但是，它仍旧没能影响尘世的日常生活。）。而如今，它走出了修道院，大步地迈入了生活的集市，开始将自己的规则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它将此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只是它并不单纯属于尘世，也不属于为尘世。这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后面我们会详细讨论。
为了更好地认识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教义同它约束人们的经济活动所制定的规则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那些脱胎于教会实践活动的著作进行一番考察。这是因为，在一个崇尚来世精神，基督徒的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其在教会中的地位的年代，神职人员的教职、教规与宗教布道具备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力量（稍稍浏览一下《劝世》、良心问题汇编等资料便可明了）。在这一时代，通过以上提到的渠道发挥出的宗教力量，是形成民族性格的决定性因素。
出于讨论本章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全书的需要），我们可以从整体来看待禁欲主义新教。因为源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为职业观提供了最一致的宗教基础，所以我们将依照前面的方法，从清教徒中选出一位代表性人物加以讨论。R-巴克斯特抱持现实主义态度，注重实践，而他的著作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不断地再版，享誉海内外。这一切使许多自诩清教伦理学家的人感到汗颜，他隶属于长老会派，同时还担任威斯特敏斯特会议的辩护人。然而如同那个时代的其它优秀人物一样，此后他也逐渐从正统的加尔文教的教条束缚中解脱出来。事实上，和他一贯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一样，他也不认同克伦威尔的篡位。同样反对宗教异端，并对圣徒们那种疯狂的宗教热情态度冷淡；不过，对于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的形式却采取相当开明的态度--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对待反对派也能做到客观公正。他花费大量的精力通过教会的力量来实际提升人的道德生活。作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牧师，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先后在国会时期、克伦威尔时期以及王政复辟时期。
在人们阅读巴克斯特所作的《圣徒永恒的安息》或《基督教指南》，以及类似的著作，并且还具有不道德的成分。这一禁欲思想与同样反对追逐世俗财富的加尔文的禁欲主张比起来，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加尔文认为，积累财富对教会来说，并不是一个阻碍教会发展的因素，反而会使教会的威望得到更大的体高，这是非常有益的；因而加尔文的教职人员被允许出于谋取利润的目的动用资产。相比之下，谴责追逐世俗财富的词句在清教徒的著作中却比比皆是，无穷无尽。较之中世纪后期的伦理文献，前者在聚敛财富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实在过于苛刻。
不仅如此，清教徒们是以非常严正的态度来考虑追逐财富的所谓种种不良后果。要想探究出这些疑虑中所包含的真正伦理意义和内涵，我们有必要深入这一问题的谈论。之所以极端反对，源于他们严守着这样一条真实的道德依据：占有财富将使人不思进取，懈怠生活，惟有辛勤劳作而非闲适享乐才不失为一名上帝真正的信徒。
所以，万恶之首便是虚度人生，并且在本质上是最不能被宽恕的罪恶。人生苦短，生命无限宝贵，因而要以正确的态度选择人生。那些人缘交际，无聊闲谈。
因而巴克斯特才会反复强调并常常慷慨陈言：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实践艰苦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这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
于此，即充分暴露了同中世纪思想观念之间的分歧。虽然圣-保罗这句名言的深意也曾被托马斯-阿奎阐释过，然而在他看来，劳动只是为了维持个人生存与社会的存在。除此之外，这句名言再无别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也只对人类的整体特征有效，而非个人，而且对于那些无需靠劳动养活自己的人来说，也是无意义的。于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就把作为与天国沟通的精神方式之一的冥想沉思提升到比这一戒令更高一层的地位。而且风行于那一时代的神学还主张：用祈祷与圣歌来充实圣库才是修行生活的最高境界。
巴克斯特不再容忍在履行劳动义务的借口下，发生诸如此类的特例。他特别强调指出，财富不会使任何人避免“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戒律的约束，是个人必须领受并充分利用的命运，而是上帝要每一位信徒为之神圣的荣耀辛勤劳作的需要。表象看来并不明显的差别却带来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心理后果；与此同时用神意解释经济秩序虽始于经院哲学，但它此后的发展过程却与这种细小的差别有了紧密的联系。
托马斯-阿奎将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工看成是神的旨意，许多人也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在此引述他的看法则更为直接一些。他认为，自然法则决定了个人在宇宙中的具体位置，因而人的命运是随机的（用经院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即是“偶然的”）。我们已经了解到，路德的观点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阶级与职业分工都是神的直接授意，因而恪守上帝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不违背上帝的旨意即是人的宗教义务。基于他的一些学说，我们推导出了这一结论，而且从一开始，路德教派与世界的关系便是含混不清的，现在也是这样。在那种改造世界的伦理原则根本不存在于路德的思想领域内；而且事实上，保罗那种与世无涉的态度对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因而人们应该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这也是履行宗教义务所需的人生态度。
尽管清教徒们也认同在个人的经济活动受到神意的支配，但侧重点却不同。按照清教徒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解释，他们认为应该从劳动分工的果实来洞悉上帝做出此安排的目的。在这一问题上巴克斯特所使用的美话言词常常使人想到人所共知的那段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溢美之词。
但是，巴克斯特在论述开始时就作了以下的说明，这才明确地点出了清教徒的特质：“一个人的一切业绩都是体现于他所从事的职业，若非如此，他便只会把大好的光阴用在打盹闲逛而非辛勤地劳作上。”他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他（从事专业劳动的人）会有条不紊地完成本职的工作，与此相反的情况是，那些非专业人士则会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他们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适宜的工作场所。……所以，从事一项正当的职业乃是每一个人最可贵的财富。”一般的劳动者有时会接受一些临时的工作，虽然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并不值得提倡。无业游民通常缺乏秩序性，系统性，而且我们也已经认识到，这是世俗禁欲主义者所必须具备的特质。
贵格派所持有的伦理观也同样认为，一个人从事某种正当的职业即是禁欲美德的演练，以充分体现人是因为虔诚而受到恩宠；而显示虔诚的方法便是他对职业的认真态度与采用的方法。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能否同时从事多种职业这一问题，清教徒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而前提条件就是不能损害到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这一目的才作出的决定，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从事更有意义的职业。
诚然，能否博取上帝的青睐即是衡量一项职业有用度的标准，但道德标准则是更为主要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以它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来作为衡量尺度。同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的多寡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因而，从伦理上来说，只有当财富诱使人整日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世俗享乐时，在道义上它才是邪恶的；当它成为满足人们日后穷奢极欲的生活欲念的手段时，它才是不正当的。然而，就其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意义来说，获取财富不仅仅是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并且也是实际可行的。
强调禁欲在固定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为近代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据；而且以神的旨意来作为追逐利润的动机也使商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相提并论，且在这一过程中将《圣经》中的主张都理解成一本神圣法典的条规。
当然了，《旧约》的内容并非都是至理名言。我们已经发现，在路德翻译的J-西拉的著作中，有一个段落首次使用了世俗意义上的“职业”一词。虽然希腊文化对这本书的影响不小，但从书中内容所反映出的基调来看，与其他扩充版本的《旧约》一样，都具有明显的传统主义倾向。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受到信奉路德教的德国农夫们的喜爱，就像大部分虔信教的成员都十分推崇这本书一样。
伪教为清教徒所不容，被斥为缺乏神性的东西，这正和他们一贯坚持的区分神性之物与世俗之物的倾向相吻合；而加尔文则不以为然，可这一点对清教徒却有着深刻的意义。《诗篇》以及《箴言》中的几首体现东方寂静主义的优美诗句，在人们的理解中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诗意，就像巴克斯特本人对哥多林书中所体现的传统主义色彩一样毫无知觉，尽管讨论职业的经典思想就包含其中。
但《旧约》中对行为规范化和律法化的赞美才是清教徒最为关注的内容，书上将之誉为一种能博得上帝欢心的行为象征。清教徒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因为摩西法典仅包含适用于犹太民族的礼仪或者纯粹的历史性戒律，所以它才会在基督出现时丧失了效力；但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成文的自然法规，它仍然是有效的，所以必须予以保留。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特点，作家们（不管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作家）才会把清教徒--尤其是英格兰清教徒刻画成英国的希伯莱主义者--倘若不被人们曲解的话。然而我们万万不能将希伯莱主义理解为《圣经》成书时期存在的巴勒斯坦犹太教，而应该是历经了几个世纪的规范化和律法化，受到了长期的犹太化法典教育的影响之后形成的犹太教。崇尚简朴平凡的人生是早期犹太教的普遍思想，而这一观点同清教徒的本质特征完全不符。但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其距离中世纪的时间同近代犹太教的经济道德观的产生时间一样久远，而后者的特点，决定了它将在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犹太人在政治舞台上锐意进取，而敢于冒险的资本主义则表现出贱民资本主义一类的精神气质。而清教徒的性格特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和分工劳动，他们只从犹太伦理中选取适合这一目的的内容。
《旧约》中的戒律渗入大众生活之后对民族特性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兴味盎然但从未得出过满意结论的课题，在对犹太教的研究上也是同样的情形。因为本书篇幅有限，对此我不再多加讨论。
除了以上所总结出的两者的关系外，犹太教徒普遍存在的自己是上帝优选子民的优越感，清教徒，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英雄时代所需的那种严肃刻板、严于律己、艰苦耐劳的典型人格的形成。
清教徒对禁欲主义的称颂以及他们自身所形成的职业观，必然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弄清楚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毫无节制地享受人生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切--这是清教禁欲主义所竭力反对的人生态度。围绕着《体育手册》展开的斗争或许是体现这一态度最典型的事例。该书被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列入法律范畴，当作对付清教徒的专门手段。查理一世还颁布法令让所有教堂都成为此书的宣讲堂。国王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人们在做完礼拜后所进行的通俗娱乐项目，这当然招致了清教徒们的强烈反对。对此仅仅用该法令破坏了主日的安宁来解释清教徒们的反应显然是不够的，其原因还在于这样作为人们提供了背弃圣徒的有节制的起居生活的借口。而对于国王来说，他必须对任何敢于公然反对这条新法令的人予以严惩，这不仅是为了打击清教徒反专制主义的嚣张气焰，同样也是出于自身安全地位的考虑。封建势力同君主势力沆瀣一气，采取法律手段保护寻欢作乐者，压制打击新兴的中产阶级道德和反对专制统治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团体，这种情况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保护埋头苦干者而压制打击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与反集权专制的工会是一样的道理。
为了反抗国王的压迫，清教徒们制定出了禁欲行为的原则--这也是反抗压迫最为关键性的一点。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对于清教徒对限制体育活动的责难，贵格派决不会认为是动摇原则的问题。倘若是出于理性的目的而进行体育活动，比如通过它来恢复体力，那么这当然是被认可的；可如果只是一种无节度的冲动的发泄，那么它的目的就值得怀疑了；而如果是单纯为了娱乐目的，或者充当了一种满足虚荣心、发泄性质的甚或赌博性质的手段，那么就应当受到严厉谴责。不管是贵族的体育活动，还是平民大众在舞池或者酒店里的纵情声色，所有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都会使人背离宗教，因此必然被理性禁欲主义者视为罪大恶极。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清教徒对文化中所有不直接体现宗教价值的事物都持敌对态度。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清教徒对所有宗教以外的文化都带着蔑视的眼光来审视，至少他们对科学就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可对于经院哲学却始终抱有本能的厌恶。而许多清教运动中的著名人物都深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影响。长老会的牧师在布道时旁征博引，通篇名句箴言。而激进派则对此毫不以为然，而以自己在神学辩论中的引经据典为荣。或许没有任何国家在立国之初会像新英格兰那样拥有如此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对清教持反对态度者则针对他们的迂腐与堪称经典的诡辩技巧竭尽挖苦嘲讽（比如巴特勒所作的《赫狄布那斯》）之能事。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或许应该部分地归于他们从宗教的角度对知识作出高度的评价，而他们对天主教宣扬的“绝对信仰”的深恶痛绝同样也发挥了作用。
然而当我们参考那些非科学的文献，这正好说明了在短暂的加尔文教神权统治被温和的国教取代之后，禁欲主义的影响也随之衰落，它已无力同宫廷的摄政者（一个由领取固定薪水所购成的阶层）的影响力相抗衡，也无法再阻止暴发户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
清教徒厌恶戏剧。
然而我们也应该牢记这点：清教的精神世界包容着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毫无疑问，它的灵魂人物要比那群保皇派更加本能认识到艺术的永恒魅力。但是这一状况并不能扭转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向。然而清教传统的发展确实并且已经对人格的精神化发生了效用，所以它对文学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益处很大程度上要到后代的发展上才被体现出来。
尽管我们在此的讨论不能涵盖清教所有方面的影响，但有一项事实是务必要提到的：容忍享用文化产品所带来的好处（虽然这些产品都是为审美或体育需要而享受的）这一态度必然同一项特有的限制相矛盾--即享受这些东西的前提时不付出任何代价。受到上帝恩赐的人只是接受了他的托管之物，因而他要像寓言中所描述的忠厚仆人般，能够说清楚每一枚便士的去处。
综合以上的分析，这一新教禁欲主义同自发的财产享受意识显然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前者束缚着人们的消费--特别是奢侈品方面。而另一面，它又将获取财产这一本能意识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不仅使这一意识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范畴内）还将其上升为上帝的意愿。也正是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上说其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像教友派（或者公谊会、贵格会）辩士巴克莱（那些清教徒就更是如此了）所指出的那样，这场拒绝一切诱惑，斥责依靠身外之物的运动，并非是一场反对合法获取财富的斗争，而是一场批判不合理的使用财产的斗争。
然而，这种不合理使用财产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各种奢侈品的消费上。不管在封建老朽者的眼里看来，这样做是多么的自然，清教徒们都将其斥责为身体崇拜。
在私有财产方面，欺诈行为与冲动性贪婪受到禁欲主义的谴责，并被斥为贪婪、拜金主义，尽管财富本身即是一种诱惑。然而在这方面，禁欲主义是一种“总在追求善却创造出恶来的力量”。
当这种获利的自由与消费的限制结合到一起时，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会产生资本积累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