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层意义的说，贵族吞没中产阶级财产的现状（这一情况无时无处不在，在今日的德国更甚），必然招致清教主义对待封建生活方式那样的反感。十六世纪，英国的重商主义作家曾将荷兰资本主义优于英国资本归结于荷兰人积累财富多于使用财富。而这不仅仅是购买土地的问题，还因为荷兰资本主义没有把自己变为封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同时也失去了进行理性投资的可能性。
在清教的势力范围内，理性的资本主义济生活的发展（这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更有意义）都受到清教世界观的影响，而且是始终唯一一致的影响，并孕育了近代经济人。
值得肯定的是，在过于强大的财富诱惑下，清教所坚守的观念不免会发生动摇--清教徒们自身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看到，最虔诚的清教徒的社会地位正处于上升阶段。中世纪的隐修禁欲主义--世俗禁欲主义的前身也一再遭到同样的命运。但在后者的情况下，在恪守严格的行为戒律与消费限制后最终取得良好效果时，合理的经济活动所积累的财富不是直接为贵族提供服务--就像宗教改革之前那样，就是供陷于崩溃边缘的隐修使用，而教会的改革也就再说难免了。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修道院的全部历史即是一部与财富的世俗化敌对的斗争史。从广义上来说，清教禁欲主义在世俗中的表现也是如此。十八世纪末期、英国工业扩张之前出现的卫斯理宗的复兴即可与之做一番比较。所以在此我们要引述约翰-卫斯理本人的一段话。他写道：“我担心，凡是在财富增加的地方，那里的宗教精髓便会以同样的比例递减，因此，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任何真正的宗教复兴都不能长久的持续。因为勤俭必然会由宗教产生，而它又必然会带来财富。然而同时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以及一切世俗之爱都将随之增加。现在正像青翠的月桂树一样枝繁叶茂的循道宗（即卫斯理宗），虽然它是一种心灵的宗教，然而又怎能在那样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兴盛的状态呢？在各个地方的循道宗的信徒们都一直虔诚地朝着勤奋节俭的方向生活着，他们的生活也随之富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身上潜藏的傲慢、愤怒，肉欲……对生活的一切渴望也正在成比增长。所以实际上他们只是保有宗教的形式，而宗教的精神早已消失殆尽。对这种纯宗教的衰落，难道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人们的勤俭行为不应该受到阻止，我们必须勉励所有的基督徒获得一切他们所能获得得东西，节省下一切能够节省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勉励他们致富的态度。”接下来就是这样的忠告：那些竭尽全力去获取、去节俭的人，大多是愿意奉献一切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上帝才能更多施恩，使这样的人在天国储备一笔资财。卫斯理所表述的问题正巧也是我们一直想试图指出的。
就像卫斯理说的那样，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其禁欲主义的教育的影响。一般来说，这种经济效果只有在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后，才会显现出来。而到了这个时候，对上帝的天国的狂热追逐也就渐渐转变成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会一点一点的枯死，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世俗的功利主义。道登的说法也如此，就像《鲁滨逊飘流记》中描写的这个在一定立场上继续从事传教活动、与世隔绝的人一样，他将班扬笔下的那个匆忙穿过名利场，在精神上寻求上帝天国的孤独朝圣者彻底打败了。
也正如道登所指出的观点一样，当“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现世和来世”的原则获得主导地位时，平日里提到的行善的良知仅仅成了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手段罢了，这一观点也与德国那个关于软枕头的谚语的含义相同。然而，十七世纪这个伟大的宗教时代，为后人留下的讲求实利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善得惊人的，甚至善得有些虚伪的良知，这却成为后人获取金钱的唯一因素，只要获取金钱仍然是合法的行为。在这里，那种令上帝满意的教义已经荡然无存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而这时，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出现了。资产阶级商人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充分地享受到上帝的恩宠，而且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外表得体，道德行为没有什么污点，而且在使用财产方面没有遭到非议，那么他们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服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并且认为这样做是一种责任。另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为这些资产阶级商人提供了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大量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会用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对待自己的工作。
最后，这种禁欲主义还为了安慰资产阶级而提出了信念：现世财富的不均分配完全是由神意天命决定的；在这些不均中，天意就像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然能存在它想要达到而且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在尼德兰（古尔特的彼埃尔和其他人），这种说法已被世俗同化成：劳动大众只有在需要的迫使情况下才会不情愿地劳动。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观念做出的系统阐述，渐渐融入到了低工资-高生产率的流行理论里。从我们观察到的发展线索中，我们不难看出，功利主义的解释正悄悄地向宗教的死根渗入。
中世纪的伦理观念不仅容忍社会上出现乞讨的人，而且事实上，在托钵僧团中还将乞讨看作是一种荣耀。甚至连那些世俗的乞丐，仅仅因为他们为有钱人提供了行善的机会，而自认为拥有一种财富，即使是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国教的社会伦理，也倾向于这种态度。一直到清教的禁欲主义参与严格的“英国济贫法”的确立之后，这种状况才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其原因是因为事实上，新教教派严谨的清教团体在他们内部并不知道乞讨是什么东西。
另一方面，就工人来说，虔信派的亲岑道夫分支十分推崇这样一种忠实的工人：不追求利益，按照使徒般的模式生活；因此常常被赋予一种领袖的气质。与此类似的思想刚开始在浸礼会中以一种更激烈的形式占上风。
显然，几乎所有教派的禁欲主义文献中都体现着这种观念：为信仰而劳动，对于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别的谋生机会的人来说，虽然这种劳动得到的报酬颇低，但是能博得上帝的欢心。在这方面，新教的禁欲主义里并没有加入其它新东西。可是它不仅将这一思想深化了，而且还创造出了唯一一种对它的效果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也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可--将这种劳动看作是一种天职，归根结底，这种心理通常是获得上帝恩宠最具确实性的唯一的手段加尔文教反对那些以财政垄断形式出现的有机社会组织；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国教中，也就是洛德概念中提到的，那些以基督教社会伦理为基础的教会和国家同垄断者建立的联盟，而有机的社会组织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财政垄断的形式。加尔文宗的领导者普遍反对这种政治上享有特权，又带有商业性、借贷性，体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这种资本主义相对的，就是由加尔文宗提出的通过人的自身的能力，及其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获得利益，重点强调个人主义的动机。当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垄断工业在英国大面积消失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态度竟然在工业发展中起到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当时的工业正是在一种无视政府，甚至反对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多要素中，有一种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就诞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之中--这也是本文试图论证的观点。如果读者重新阅读一下本文在开头所引述的富兰克林的那段话，那么不难看出，在本文开头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其根本内涵完全等同于我们在这里所表明的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对于歌德来说，实现的同时也体现着绝弃，体现着一种与追求完整和美的人性的时代的分离；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它同雅典古典文化的兴盛一样，那个时代已经再也不能重现了。
清教徒希望在一项职业中倾注热情，而我们的工作却出于一种被迫。这是因为，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开始统治世俗的道德时，它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过程中，一定会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可是这种经济秩序正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制约着。今天降生于这一机制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被这些无法抗拒的条件决定着，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从经济中获取利益的人的生活。或许这种决定性会一直持续到人类将最后一吨煤烧光的时候。巴克斯特曾这样认为，对于圣教徒来说，身外之物表示那件“披在肩膀上、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但是命运注定将这件斗篷变成一只坚硬的牢笼。
当禁欲主义开始重新塑造尘世，并且将它在尘世的理想树立起来时，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便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种力量的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无法摧毁或消灭。从现在来看，虽然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冲出了那个坚硬的牢笼，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是最终的结局，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取得彻底胜利的资本主义，再也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好像也在一点点逝去，而且是无法回地逝去。那种责任本天定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大势已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剩幽灵在一边徘徊着。当天职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失去任何关系时，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当这种观念转化成经济冲动，不再被人感受的时候，通常说来，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再试着寻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美国--能够使它获得最大发展空间的地方，财富的追求所体现的宗教和伦理涵义已经被剥除了，而向纯粹的世俗情欲相联。事实上，这也正是它具备体育竞争特征的原因。
谁都不知道，将来生活在这个坚硬的牢笼中的人是谁；也没有人会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是否会出现有全新的先知；而且无人知道，将来是否会再生老观念和旧理想。如果我们的回答是不会，那么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情绪的遮掩下，会不会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呢，我想这一点也是无人知晓的。因为完全可以，而且理由极其充分。对于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我们可以这样评说，即“专家没有了灵魂，纵欲者失去了心肝；这个废物只是幻想着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但是这却将我们带入了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领域之中，当然，这篇纯粹讨论历史的文章没有必要承担这份重任。我们下一步或许应该说明一下禁欲主义的理性主义对于实际社会伦理观点内容所产生了哪些意义，从而对社会组织类型，以及上至国家下至群众集会等社会群体都有哪些作用意义；然后我们就禁欲主义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性主义、生活理想和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作以分析，进而分析它同哲学和科学的经验主义、技术的发展，以及精神理想的关系；最后将在禁欲主义宗教的各个领域，追溯它从中世纪开始--有禁欲主义以来--到它彻底融入功利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研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它与塑成近代文化的其它诸因素的关系中，体现着怎样的文化意蕴。
这里，我们只是尝试性地对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进行了探究，确定了这一事实和方向，虽然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当并且必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以及其特征上又是如何受到整个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的，可是，假如并不单单是做准备，而是通过作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能将历史的真理揭示出来。
（全书完）
